彭德怀（1898~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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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怀，原名彭清宗，字怀归，号得华。2025-08-04生于湖南湘潭乌石乡彭家围子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小时读过两年私塾，后因母亲去世、父亲病重被迫辍学，靠砍柴、放牛、出外做工为生。1916年3月入湘军第2师6团1营当兵，1918年后任班长、排长，在连队秘密组织救贫会，并逐渐萌发富国强兵思想。1921年任代理连长时，因派会员杀死一恶霸被捕，在押解途中机智逃脱。1922年8月改名彭德怀，考入湖南陆军讲武堂，1923年8月毕业后回湘军第2师6团1营任连长。1926年5月任营长，后随部队编入国民革命军，参加北伐战争。在进攻武昌时结识共产党员段德昌，开始接受共产主义思想。1927年1月在所属连成立士兵委员会，订立具有反帝、反封建和维护士兵权益内容的会章。10月升任国民革命军独立第5师第1团团长。
1928年4月在大革命失败后的革命低潮时期，经段德昌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7月22日与滕代远、黄公略等领导平江起义，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5军，任军长兼第13师师长。8月起率部在湘鄂赣边界开展游击战争，建立革命根据地，成立中共湘鄂赣边界特委，任特委委员。年底率红5军主力到井冈山，同朱德、毛泽东率领的红4军会师。所部编为第30团，任红4军副军长兼第30团团长。1929年1月根据红4军前委召集的联席会议决定，为掩护军主力向赣南发展，率第30团等部留守井冈山，坚持内线作战。经与湘赣国民党军20多个团激战数日后被迫突围，途中遭敌伏击，所部仅剩300余人。同年9月红5军重建时仍任军长。他利用军阀混战的有利时机迅速恢复和扩大红军队伍，使红5军在半年内发展到5000余人。
1930年6月红3军团成立时任总指挥和中共前委书记，与政治委员滕代远率部在平江击败国民党军的进攻，尔后乘虚攻入长沙，缴获大量武器和物资，并成立湖南省苏维埃政府，创造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攻下省会的唯一战例，极大提高了红军的声威。8月在浏阳永和与红1军团会合，任新组建的红一方面军副总司令兼红3军团军团长。10月在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动委员会联席会议（罗坊会议）上，支持毛泽东提出的红1、红3军团一起东渡赣江的正确主张，维护了毛泽东的威信和红军的团结。1931年11月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在中央苏区反“围剿”作战中，指挥所部坚决贯彻积极防御、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利用根据地的有利条件，发挥红军机动灵活的特长，与红1军团密切配合，在运动中捕捉战机，迅速果断歼灭敌军，取得第一至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1933年9月被授予一级红星奖章。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曾对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又名华夫，原名奥托·布劳恩）的错误指挥表示强烈不满，当面斥其是“崽卖爷田不心痛”。
1934年长征开始后，率部连续突破国民党军四道封锁线，掩护中央纵队、军委纵队渡过湘江。在1935年1月举行的遵义会议上，拥护毛泽东的主张。会后率红3军团二渡赤水河，神速回师攻占娄山关，并协同红1军团再克遵义城，歼灭大量反扑之敌，取得红一方面军长征中的第一个大胜利。1935年6月红一、红四方面军在川西北会合后，坚决拥护北上抗日的方针，反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9月任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司令员，10月与政治委员毛泽东率部到达陕北，胜利结束长征。在他指挥红军勇猛打退敌骑兵的追击后，毛泽东曾写诗赞扬他：“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惟我彭大将军。”同年11月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参与指挥直罗镇战役。1936年2月任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司令员，与政治委员毛泽东指挥红军东渡黄河，挺进山西，宣传抗日，扩大红军。5月任西方野战军司令员，率部西征宁夏、陇东，扩大了苏区面积，迎接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实现了三大红军主力胜利会师。11月指挥山城堡战役，歼国民党军胡宗南部1个旅又2个团，迫使其停止对陕甘苏区的进攻。12月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团成员。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中央军委前方分会（1941年改称华北军委分会）副书记、国民革命军第8路军副总指挥（9月11日改称第18集团军副总司令），协助朱德指挥八路军开赴华北抗日前线，取得平型关等战役战斗的胜利。1937年10月与朱德、任弼时向中共中央建议，恢复在改编为八路军时取消的政治委员制度，加强部队的政治工作。11月，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发表《争取持久抗战胜利的几个先决问题》的演说，阐述中日双方敌强我弱必然转化的依据，提出整个抗日战场应当采取的作战方针，详细论述了发动游击战争与全民动员的意义和方法。1938年起在华北敌后参与领导发动群众，创建抗日根据地，扩大抗日武装；指挥部队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和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挫败日军多次“围攻”和“扫荡”，同时与制造磨擦的国民党顽固派进行坚决斗争。1940年3月组织发起卫（河）东和磁武涉林战役，重创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维护了国共合作抗日的大局。8月，为粉碎日军的进攻和防止国民党投降的危险，在华北指挥实施百团大战，对正太、同蒲、平汉铁路等重要交通线进行大规模破袭战，前后历时3个多月，进行大小战斗1800余次，毙伤俘日伪军4万余人，增强了全国人民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1942年8月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代理书记，统一领导华北敌后的对敌斗争、整风学习、大生产和减租减息运动，巩固敌后抗日政权，实行精兵简政，领导军民渡过抗日战争最困难的阶段。1943年9月到延安参加整风运动。1945年6月当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8月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协助毛泽东、朱德指挥大反攻作战。
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1947年3月起任西北野战兵团（后相继改称西北野战军、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指挥仅2万余人的部队同进攻陕甘宁解放区的23万国民党军作战。在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主动撤出延安后，根据毛泽东提出的作战方针，采用“蘑菇战术”，拖着敌人兜圈子，并不断进行袭扰，使其屡屡扑空，陷于十分疲劳和十分缺粮的困境。并寻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在一个半月内于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三战三捷，歼敌1.4万余人。同年8月指挥沙家店战役，歼敌两个旅，挫败国民党军对陕北地区的重点进攻，基本扭转了西北战局，保卫了中共中央机关的安全，有力地配合了人民解放军在其他战场的作战。1948年春在宜川战役中，以围城打援战法歼敌5个旅，并于4月21日在西府陇东战役中收复延安。1949年指挥第一野战军和华北军区第18、第19兵团，运用军事进攻与和平谈判相结合的方式，经过陕中、扶眉、兰州、宁夏、河西等战役，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30余万人，解放西北5省。6月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
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西北军区司令员、新疆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50年10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坚决拥护毛泽东关于抗美援朝的主张。出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率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在技术装备落后、后勤供应困难、异国作战、地形生疏等不利条件下，与朝鲜人民军一道迎战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队。战争初期，乘敌恃强分兵冒进，及时修正作战计划，变更部署，指挥志愿军以近战、夜战、迂回穿插断敌后路的打法，在第一次战役中歼敌1. 5万余人，初步稳住了战局。第二次战役中，乘敌尚不了解志愿军的兵力和意图，先指挥所部后退示弱、诱敌深入，然后猛烈反击、迂回敌后断其退路，歼敌3.6万人，收复“三八线”以北大部地区，彻底粉碎了麦克阿瑟在圣诞节前占领全朝鲜的狂妄企图，扭转了朝鲜战局。第三次战役中，指挥部队突破敌“三八线”防御阵地，占领汉城，将战线推进到北纬37度线附近，并及时察觉敌人企图，果断下令停止追击。第四次战役中，面对敌全线反扑，运用节节抗击、战役反击、运动防御等多种作战样式，予敌以重创。第五次战役中，指挥志愿军实施全线反击，歼敌8.2万余人，把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地区，粉碎了敌人在中朝军队侧后登陆的计划，迫使其转入战略防御并接受停战谈判。
1951年6月，他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适时提出“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作战指导原则，采取以阵地战为主的作战形式，指示部队利用山地有利地形构筑工事，依托阵地轮番作战，采取“零敲牛皮糖”的战法，一次歼敌一小部分，积小胜为大胜，以配合停战谈判的斗争。同时集中群众智慧，推广“马蹄形隧道”，在250公里的防御正面和东西海岸重点地区筑成坑道与野战工事相结合的坚固阵地防御体系；推广狙击杀敌（冷枪冷炮）运动和小分队夜袭奇袭“快打快撤抓一把”的打法；推广诱敌离开工事后集中炮火予以杀伤的“引肉上砧”战术等多种创造性战法。在此期间，他指挥志愿军以顽强防守与适时反击相结合的战法，粉碎敌人多次局部进攻，大量歼灭敌有生力量，使战线逐渐南移。此外，他还挫败了敌以切断中朝方面运输补给为目的的“绞杀战”和以制造疫区为目的的细菌战。1952年4月因病从朝鲜回国就医，愈后被留在中央，一面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一面兼顾志愿军作战。为了促进停战的早日实现，他于1953年6月返回朝鲜前线，建议举行并组织实施了金城战役，以强大兵力对南朝鲜军坚固阵地进行突击，歼敌5万余人，促使停战谈判达成协议，并造成停战后的有利态势。7月28日以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官身份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在朝鲜作战期间，他教育部队尊重朝鲜人民的民俗风情，遵守朝鲜政府的政策法令，爱护朝鲜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被授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
1953年12月受中共中央委托，主持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代表中央军委作《四年来的军事工作总结和今后军事建设上的几个基本问题》的报告。会议根据毛泽东对军队建设的要求，确定把人民解放军建设成为一支优良的现代化革命军队的总方针和总任务，提出建设现代化革命军队的具体途径，规定党对军队的领导制度是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等，推动了人民军队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1954年9月起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领导下，与军委其他领导同志密切合作，领导实行军队组织机构和重大制度的改革，加强技术兵种建设，创办各类军事院校，建立军事科学研究机构，实行义务兵役制、军衔制、薪金制、授勋授奖制度等，使人民解放军在保持和发扬优良传统的基础上，逐步实现从单一军种到诸军兵种合成军队的历史性转变，使全部军事工作从战时状态转入平时建设轨道。为了建设巩固的国防和准备解放台湾，他亲自勘察地形，根据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指导国防筑城施工，到1959年初步完成沿海第一线国防工事构筑计划和作战准备。1955年9月被授予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56年9月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而斗争》的报告，并当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
1959年7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庐山会议）期间，因写信给毛泽东，对1958年“大跃进”开始后“浮夸风”、“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等问题提出批评，被错误地认为是“向党进攻”和右倾机会主义。8月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又被错定为“反党集团”的首要人物。9月被免去国防部部长职务，停止一切实际工作。1962年6月再次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写信，反驳庐山会议强加给他的不实之词，坚持真理。9月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又被认为是企图“翻案”，再次受到错误批判和审查，并被剥夺了党员的权利。1965年9月，毛泽东约他谈话，表示“也许真理在你那边”。随后，被派往四川成都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第三副主任，仍顾全大局，兢兢业业地工作。“文化大革命”中又遭林彪、江青严重迫害。他坚贞不屈，于2025-08-04在北京含冤病逝。1978年11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他平反昭雪，恢复名誉。1981和1988年分别出版有《彭德怀自述》、《彭德怀军事文选》。
1928年4月在大革命失败后的革命低潮时期，经段德昌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7月22日与滕代远、黄公略等领导平江起义，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5军，任军长兼第13师师长。8月起率部在湘鄂赣边界开展游击战争，建立革命根据地，成立中共湘鄂赣边界特委，任特委委员。年底率红5军主力到井冈山，同朱德、毛泽东率领的红4军会师。所部编为第30团，任红4军副军长兼第30团团长。1929年1月根据红4军前委召集的联席会议决定，为掩护军主力向赣南发展，率第30团等部留守井冈山，坚持内线作战。经与湘赣国民党军20多个团激战数日后被迫突围，途中遭敌伏击，所部仅剩300余人。同年9月红5军重建时仍任军长。他利用军阀混战的有利时机迅速恢复和扩大红军队伍，使红5军在半年内发展到5000余人。
1930年6月红3军团成立时任总指挥和中共前委书记，与政治委员滕代远率部在平江击败国民党军的进攻，尔后乘虚攻入长沙，缴获大量武器和物资，并成立湖南省苏维埃政府，创造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攻下省会的唯一战例，极大提高了红军的声威。8月在浏阳永和与红1军团会合，任新组建的红一方面军副总司令兼红3军团军团长。10月在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动委员会联席会议（罗坊会议）上，支持毛泽东提出的红1、红3军团一起东渡赣江的正确主张，维护了毛泽东的威信和红军的团结。1931年11月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在中央苏区反“围剿”作战中，指挥所部坚决贯彻积极防御、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利用根据地的有利条件，发挥红军机动灵活的特长，与红1军团密切配合，在运动中捕捉战机，迅速果断歼灭敌军，取得第一至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1933年9月被授予一级红星奖章。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曾对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又名华夫，原名奥托·布劳恩）的错误指挥表示强烈不满，当面斥其是“崽卖爷田不心痛”。
1934年长征开始后，率部连续突破国民党军四道封锁线，掩护中央纵队、军委纵队渡过湘江。在1935年1月举行的遵义会议上，拥护毛泽东的主张。会后率红3军团二渡赤水河，神速回师攻占娄山关，并协同红1军团再克遵义城，歼灭大量反扑之敌，取得红一方面军长征中的第一个大胜利。1935年6月红一、红四方面军在川西北会合后，坚决拥护北上抗日的方针，反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9月任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司令员，10月与政治委员毛泽东率部到达陕北，胜利结束长征。在他指挥红军勇猛打退敌骑兵的追击后，毛泽东曾写诗赞扬他：“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惟我彭大将军。”同年11月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参与指挥直罗镇战役。1936年2月任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司令员，与政治委员毛泽东指挥红军东渡黄河，挺进山西，宣传抗日，扩大红军。5月任西方野战军司令员，率部西征宁夏、陇东，扩大了苏区面积，迎接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实现了三大红军主力胜利会师。11月指挥山城堡战役，歼国民党军胡宗南部1个旅又2个团，迫使其停止对陕甘苏区的进攻。12月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团成员。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中央军委前方分会（1941年改称华北军委分会）副书记、国民革命军第8路军副总指挥（9月11日改称第18集团军副总司令），协助朱德指挥八路军开赴华北抗日前线，取得平型关等战役战斗的胜利。1937年10月与朱德、任弼时向中共中央建议，恢复在改编为八路军时取消的政治委员制度，加强部队的政治工作。11月，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发表《争取持久抗战胜利的几个先决问题》的演说，阐述中日双方敌强我弱必然转化的依据，提出整个抗日战场应当采取的作战方针，详细论述了发动游击战争与全民动员的意义和方法。1938年起在华北敌后参与领导发动群众，创建抗日根据地，扩大抗日武装；指挥部队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和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挫败日军多次“围攻”和“扫荡”，同时与制造磨擦的国民党顽固派进行坚决斗争。1940年3月组织发起卫（河）东和磁武涉林战役，重创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维护了国共合作抗日的大局。8月，为粉碎日军的进攻和防止国民党投降的危险，在华北指挥实施百团大战，对正太、同蒲、平汉铁路等重要交通线进行大规模破袭战，前后历时3个多月，进行大小战斗1800余次，毙伤俘日伪军4万余人，增强了全国人民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1942年8月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代理书记，统一领导华北敌后的对敌斗争、整风学习、大生产和减租减息运动，巩固敌后抗日政权，实行精兵简政，领导军民渡过抗日战争最困难的阶段。1943年9月到延安参加整风运动。1945年6月当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8月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协助毛泽东、朱德指挥大反攻作战。
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1947年3月起任西北野战兵团（后相继改称西北野战军、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指挥仅2万余人的部队同进攻陕甘宁解放区的23万国民党军作战。在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主动撤出延安后，根据毛泽东提出的作战方针，采用“蘑菇战术”，拖着敌人兜圈子，并不断进行袭扰，使其屡屡扑空，陷于十分疲劳和十分缺粮的困境。并寻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在一个半月内于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三战三捷，歼敌1.4万余人。同年8月指挥沙家店战役，歼敌两个旅，挫败国民党军对陕北地区的重点进攻，基本扭转了西北战局，保卫了中共中央机关的安全，有力地配合了人民解放军在其他战场的作战。1948年春在宜川战役中，以围城打援战法歼敌5个旅，并于4月21日在西府陇东战役中收复延安。1949年指挥第一野战军和华北军区第18、第19兵团，运用军事进攻与和平谈判相结合的方式，经过陕中、扶眉、兰州、宁夏、河西等战役，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30余万人，解放西北5省。6月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
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西北军区司令员、新疆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50年10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坚决拥护毛泽东关于抗美援朝的主张。出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率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在技术装备落后、后勤供应困难、异国作战、地形生疏等不利条件下，与朝鲜人民军一道迎战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队。战争初期，乘敌恃强分兵冒进，及时修正作战计划，变更部署，指挥志愿军以近战、夜战、迂回穿插断敌后路的打法，在第一次战役中歼敌1. 5万余人，初步稳住了战局。第二次战役中，乘敌尚不了解志愿军的兵力和意图，先指挥所部后退示弱、诱敌深入，然后猛烈反击、迂回敌后断其退路，歼敌3.6万人，收复“三八线”以北大部地区，彻底粉碎了麦克阿瑟在圣诞节前占领全朝鲜的狂妄企图，扭转了朝鲜战局。第三次战役中，指挥部队突破敌“三八线”防御阵地，占领汉城，将战线推进到北纬37度线附近，并及时察觉敌人企图，果断下令停止追击。第四次战役中，面对敌全线反扑，运用节节抗击、战役反击、运动防御等多种作战样式，予敌以重创。第五次战役中，指挥志愿军实施全线反击，歼敌8.2万余人，把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地区，粉碎了敌人在中朝军队侧后登陆的计划，迫使其转入战略防御并接受停战谈判。
1951年6月，他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适时提出“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作战指导原则，采取以阵地战为主的作战形式，指示部队利用山地有利地形构筑工事，依托阵地轮番作战，采取“零敲牛皮糖”的战法，一次歼敌一小部分，积小胜为大胜，以配合停战谈判的斗争。同时集中群众智慧，推广“马蹄形隧道”，在250公里的防御正面和东西海岸重点地区筑成坑道与野战工事相结合的坚固阵地防御体系；推广狙击杀敌（冷枪冷炮）运动和小分队夜袭奇袭“快打快撤抓一把”的打法；推广诱敌离开工事后集中炮火予以杀伤的“引肉上砧”战术等多种创造性战法。在此期间，他指挥志愿军以顽强防守与适时反击相结合的战法，粉碎敌人多次局部进攻，大量歼灭敌有生力量，使战线逐渐南移。此外，他还挫败了敌以切断中朝方面运输补给为目的的“绞杀战”和以制造疫区为目的的细菌战。1952年4月因病从朝鲜回国就医，愈后被留在中央，一面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一面兼顾志愿军作战。为了促进停战的早日实现，他于1953年6月返回朝鲜前线，建议举行并组织实施了金城战役，以强大兵力对南朝鲜军坚固阵地进行突击，歼敌5万余人，促使停战谈判达成协议，并造成停战后的有利态势。7月28日以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官身份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在朝鲜作战期间，他教育部队尊重朝鲜人民的民俗风情，遵守朝鲜政府的政策法令，爱护朝鲜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被授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
1953年12月受中共中央委托，主持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代表中央军委作《四年来的军事工作总结和今后军事建设上的几个基本问题》的报告。会议根据毛泽东对军队建设的要求，确定把人民解放军建设成为一支优良的现代化革命军队的总方针和总任务，提出建设现代化革命军队的具体途径，规定党对军队的领导制度是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等，推动了人民军队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1954年9月起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领导下，与军委其他领导同志密切合作，领导实行军队组织机构和重大制度的改革，加强技术兵种建设，创办各类军事院校，建立军事科学研究机构，实行义务兵役制、军衔制、薪金制、授勋授奖制度等，使人民解放军在保持和发扬优良传统的基础上，逐步实现从单一军种到诸军兵种合成军队的历史性转变，使全部军事工作从战时状态转入平时建设轨道。为了建设巩固的国防和准备解放台湾，他亲自勘察地形，根据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指导国防筑城施工，到1959年初步完成沿海第一线国防工事构筑计划和作战准备。1955年9月被授予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56年9月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而斗争》的报告，并当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
1959年7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庐山会议）期间，因写信给毛泽东，对1958年“大跃进”开始后“浮夸风”、“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等问题提出批评，被错误地认为是“向党进攻”和右倾机会主义。8月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又被错定为“反党集团”的首要人物。9月被免去国防部部长职务，停止一切实际工作。1962年6月再次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写信，反驳庐山会议强加给他的不实之词，坚持真理。9月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又被认为是企图“翻案”，再次受到错误批判和审查，并被剥夺了党员的权利。1965年9月，毛泽东约他谈话，表示“也许真理在你那边”。随后，被派往四川成都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第三副主任，仍顾全大局，兢兢业业地工作。“文化大革命”中又遭林彪、江青严重迫害。他坚贞不屈，于2025-08-04在北京含冤病逝。1978年11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他平反昭雪，恢复名誉。1981和1988年分别出版有《彭德怀自述》、《彭德怀军事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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