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对事关中国革命的诸多问题作了初步的回答，制定了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实现了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的统一；表示要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最早提出了统一战线的思想和主张；通过了党的历史上的第一部党章，并决定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支部加入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这些都对党后来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共二大会址——上海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今成都北路7弄30号）

■党在领导实际革命斗争的同时，注重发展自身组织■

1921年7月党一成立，就立即投身到火热的革命活动中去，尤其是在领导工人运动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9月，党在上海成立了公开领导工人运动的总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创办了机关刊物《劳动周刊》。接着，又在北京、武汉、长沙、广州、上海等地建立了分部。1922年8月，总部从上海迁到北京后，在上海也建立了分部。各地党组织相继领导了上海英美烟厂、粤汉铁路武（昌）长（沙）段、汉口租界人力车夫等罢工斗争，党在工人群众中的影响日益扩大。

党在领导实际革命斗争的同时，还注重发展自身组织。1921年11月，陈独秀以中央局书记的名义，通告上海、北京、广州、武汉、长沙各区党组织，对党、团、工会组织的发展及工人运动和宣传工作等问题，作出了具体的规定。要求上海、北京、广州、武汉、长沙五区在本年内，迟至次年7月开大会前，都能得同志30人，成立区执行委员会，以便开大会时能依党纲成立正式中央执行委员会。

各地党组织认真执行中央局的指示，组织发展基本达到了中央局的要求，一些原没有党组织的地方新建立了党的组织，旅法支部也与中央取得了联系。此外，在留德、留俄、留美学生中也发展了党员或建立了党组织。

党成立后，中央机关设在上海。由于陈独秀尚在广州，中央局书记暂由周佛海代理。周当时是一个年轻的留学生，理论水平和实际经验都难孚众望。这种局面引起了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担忧，他要求陈独秀辞去广州的工作，回沪一心一意主持中央工作，并派包惠僧到广州督促陈独秀返沪。

1921年9月，陈独秀辞去了广州的职务，到了上海，专任中央局书记。经过与马林、尼克尔斯基会商，决定加强宣传工作，以《新青年》作为党的公开宣传刊物，由陈独秀亲自主持。继续出版《共产党》月刊，作为秘密宣传刊物，由李达负责。党还在上海成立了人民出版社。人民出版社由李达主持，他还兼任编辑、校对和发行。这是一个秘密的出版机构，所以书上印的社址是“广州昌兴马路”。

1921年12月，马林为了解孙中山和国民党的情况，在张太雷的陪同下，到了广西桂林，会晤正在那里组织北伐的孙中山。马林发现，孙中山对苏俄的情况很感兴趣，对苏俄革命的成功十分钦佩，但对胜利后要实行共产主义制度颇有疑虑。马林认为，孙中山身上有可贵的革命精神，在世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应该将孙中山和国民党作为盟友。由于当时共产党的力量还很弱小，难以独立领导中国革命，于是马林萌生了促使国共两党合作的想法。

1922年3月，马林返回上海后，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陈独秀和张国焘。不料，陈独秀等毫不迟疑地表示，坚决反对国共合作。不仅陈独秀等人表示反对，不少党组织和党员也不赞同。

面对国内复杂的形势，党必须对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帝国主义、封建军阀，以及“联省自治”“好人政府”之类的主张，明确地表明自己的态度，并制定党在当时阶段的革命纲领，明确奋斗目标。

在1920年七八月间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列宁提出了《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系统地阐述了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

共产国际二大通过的《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补充提纲》指出：在革命发展的第一阶段，应当是推翻外国资本主义，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殖民地革命在初期并不是共产主义革命，然而，如果它从一开始就由共产主义先锋队来领导，革命群众就将逐渐获得革命经验，走上达到最终目的的正确道路。”这对于刚刚开始革命实践的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党的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宣言》和议决案

2025-08-04至2月2日，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了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与华盛顿会议相对抗。中国共产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国国民党等共派出了40多名代表组成中国代表团。中国共产党参加会议的代表有张国焘、高君宇、王尽美、邓恩铭等14人。这是党成立后第一次正式派出代表参加大型的国际会议。这次会议根据列宁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问题的理论，明确指出：中国“当前的第一件事便是把中国从外国的羁轭下解放出来，把督军推倒”，土地收归国有，创立一个民主主义的共和国。其间，列宁抱病接见了中国共产党代表张国焘、中国国民党代表张秋白和铁路工人代表邓培三人，询问了中国的政治、经济形势和工人运动状况，希望国共两党能够实现合作，勉励中国工人阶级和革命群众加强团结合作，推动中国革命向前发展。这次会议，对于中国共产党制定当前阶段的革命纲领，提供了直接帮助。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决定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由于事先没有制定代表选举办法，二大代表是由陈独秀、张国焘指定的■

早在1921年11月，陈独秀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就曾指出，党的二大要在次年7月召开，但没有确定会议的地址。张国焘为此解释说：“至于会议地点，如在上海，显然要预防租界当局的干扰；如改在广州举行，自然是很安全，不过当时广州的政情很复杂，孙（中山）陈（炯明）摩擦之说已甚嚣尘上，如果国民党内部真发生冲突，我们在广州召开大会就有些不便。因此，中共中央决定由陈独秀先生和我在广州指导劳动和青年团两个大会的进行，并考察广州的政治情况，研究国共合作的可能发展，再行决定我们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是否便于在广州举行。”

张国焘所讲的“劳动和青年团两个大会”，指的是1922年5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值陈炯明叛变前夕，广州的局势已十分紧张。陈独秀曾同陈公博一起前往惠州会晤陈炯明，带有劝说陈炯明不要同孙中山决裂的意图，但陈炯明一意孤行。陈独秀见事不可为，便立即回到了上海。陈独秀虽然没有接受马林关于国共合作的主张，但在孙中山和陈炯明决裂之时，他立即明确表示与陈炯明断绝一切关系，并写了《关于现在中国政治问题的我见》，强调“武人割据是中国唯一之乱源”。中共中央还致函广州党组织负责人谭平山等，要其脱离与陈炯明的一切联系，转而支持孙中山。

南方形势既然如此紧张，在广州召开党的二大显然不合适了，于是中央局决定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仍在上海举行。

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中共代表回国后，向中共中央和陈独秀汇报了会议的情况。受列宁殖民地半殖民地问题理论的启发，中国共产党开始认识到中国属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当时还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应进行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因此，革命不但需要无产阶级参加，也需要组织动员其他革命力量参加，建立革命的联合战线。在党的二大召开前夕，即2025-08-04，中国共产党发表了由陈独秀起草的第一次对时局的主张。

这份文件的最重要之处，就是放弃了过去对任何党派都采取排斥态度的关门主义观点，第一次提出了建立“民主主义联合战线”的主张。

这份文件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就中国民主革命的重大问题公开发表自己的政治主张，也是党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状况，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新起点，实际上为党的二大的召开提供了思想准备。

既然决定二大在上海召开，找一个安全的会址就至关重要。这时，法租界望志路的李书城公馆和老渔阳里2号的陈独秀寓所，都早为租界当局所注意，自然不能作为会址了。只有辅德里625号李达的寓所还是党的一个可靠的联络点，而且他的房子是一排石库门房子中的一家，侧身一闪而入，不易辨出进了谁家。于是，中共中央决定在这里召开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这时，党组织虽有发展，但毕竟一切都处于初创时期，所以召开二大的时候，事先并没有制定代表选举办法，当然代表也不是选举产生的，而是由陈独秀、张国焘指定的。第一届中央局的成员陈独秀、张国焘、李达是当然的代表。此外，有各省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代表，也有部分赴莫斯科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还有留法支部的代表。其中，莫斯科回来的代表占了相当比重，这是因为陈独秀“很重视这些从外国回来的同志们”。他认为“从国外归来的同志能增加中共的新血液，又可纠正国内同志那种受环境影响的散漫心理”。李达后来也说：“这时气象有些新鲜，那些青年团员学会唱国际歌，行动也很敏捷，带来了一些新的作风。”他们回来之后，看到国内的党员多是一些学者模样的人，便呼之为“学究派”。

■为了鲜明表明党对时局的主张，大会决定起草《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

快到预定的开会日期了，但北京的李大钊、湖南的毛泽东和广东的谭平山等代表仍未赶到。李大钊原曾许诺参加，临近会期时又因有事不能出席；毛泽东这时倒是在上海，但忙于从事反对湖南军阀赵恒惕的活动，未能参加大会。1936年，毛泽东在陕北的窑洞里对来访的斯诺说：“我被派到上海去帮助组织反对赵恒惕的运动。那年（1922年）冬天（日期有误），第二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我本想参加，可是忘记了开会地点，又找不到任何同志，结果没有能出席。”

广东代表谭平山则由于此时发生了陈炯明叛变事件，广东党组织与中央的联络发生困难，没有赶去上海。

在等待几天之后，大会于7月16日正式开幕。参加这次大会的有陈独秀、张国焘、李达、杨明斋、罗章龙、王尽美、许白昊、蔡和森、谭平山、李震瀛、施存统等12人（有一人姓名不详）。对于出席二大的代表，张国焘在其回忆录中则说：“陈独秀、李达和我三个上届的中央委员是当然代表，蔡和森是留法中共支部的代表，高尚德是北京代表，包惠僧是武汉代表，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的代表是施存统，此外还有一位上海代表、一位杭州代表，名字我记不起了，一共九人；非正式代表列席会议的有张太雷、向警予等人。”

大会由中央局书记陈独秀主持。陈独秀首先向大会报告了一年来中央工作的概况及6月发表的宣言的政治主张，介绍了党组织发展和各地工人运动情况。陈独秀在报告中说，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政党，最终目的是要在中国实行无产阶级革命，建立劳农专政的国家，实现共产主义。但目前，中国对内仍在封建式的军阀统治之下，对外是个受帝国主义势力支配的半独立国家，所以无产阶级有加入民主革命运动的必要，只有联合民主党才能打倒共同的敌人。接着，由张国焘报告出席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经过、工人运动状况和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情形，由施存统介绍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情况。

1924年3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届中央扩大会议部分与会者在上海合影。前排左起：卜道明、阮啸仙、陆沉、夏明翰、邓中夏；后排左一为刘仁静，左三为黄日葵，左四为恽代英

随后几天，大会的主要议程是分组讨论这几个报告。

当时，上海的政治环境恶劣，就在二大开幕的当天，法租界查封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鉴于此，大会吸收了一大时的教训，决定会议以小型的分组讨论为主。小组讨论分别在上海部分党员家里进行，不是代表的党员也可以参加讨论。在召开全体会议时，也经常改换地点，以免引起租界巡捕和密探的注意。李达回忆说：“第二次代表大会（到会代表约十五六人），一共开了三天的大会，是在英租界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举行的。第二、第三两天的大会，是分别在另外一个地方举行的，里街和门牌号码我不记得了，但都在英租界，这是千真万确的。分组讨论时，我和蔡和森同志、张国焘三人同属于一个小组，我是召集人，这小组会是在辅德里625号开会的。”

会议讨论的中心内容，是现阶段党究竟应制定什么样的纲领。虽然在大会前，陈独秀代表中共中央拟就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对这个问题有了初步的阐发，但代表们认为还有值得修改完善的地方。蔡和森就明确表示，这个文件未将中国无产阶级及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作用完全表达出来，中国的资产阶级不会有法国资产阶级在法国大革命时的那种作用。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无产阶级应当联络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形成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联盟。应该说，蔡和森的主张是正确的，其他一些代表也发表了类似的意见。

为了鲜明表明党对时局的主张，向全国人民阐明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基本纲领，大会决定起草《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并推举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组成起草委员会，负责宣言起草工作。蔡和森和张国焘又推陈独秀为宣言执笔人。陈独秀花了两天的时间写出了初稿，蔡和森提出了许多补充和修改意见，然后交大会讨论。

7月23日，大会在法租界的另一处地方再次举行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国共产党章程》《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等文件，并进行大会的最后一项议程——选举中央领导机构。

代表们认为，目前党员的数量仍然有限，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人数不必太多，于是选举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邓中夏5人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另选出3名候补执行委员。

在选举时，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李达表示，根据他一年多在中央工作的经验，还是专门从事写作比较适宜些，而且准备回湖南去教书，请求不再担任中央的宣传工作。大会接受了李达的请求，并推选陈独秀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蔡和森为宣传委员，张国焘为组织委员。

■党的二大对事关中国革命的诸多问题作出初步回答■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这是毛泽东对近代以来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进行深刻总结后得出的正确结论。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中国人民不屈不挠地进行过反抗外国侵略和本国封建统治者的斗争，这些斗争的成效却甚小，究其原因，重要的一点就是没有认识革命的动力和对象。对于这个中国革命中长时间没有解决的问题，党的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对民主革命的对象、任务、性质作了明确的回答，制定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

大会根据列宁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问题的革命理论，对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及当前的革命任务以及党的纲领等作了具体的分析。大会发表的《宣言》明确指出，中国的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它决定了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是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的封建主义，反帝反封建就成为当时中国革命的主要任务。《宣言》指出，中国革命要分两步走，第一步是“引导工人们帮助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使工人和贫农与小资产阶级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第二步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实现“与贫苦农民联合的无产阶级专政”。

党的二大强调，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他的目的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这也是党的最高纲领。党的二大同时提出，中国革命第一步的任务是“为工人和贫农的目前利益计，引导工人们帮助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使工人和贫农与小资产阶级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这个“联合战线”奋斗的目标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同时争取工人、农民的基本民主权利，制定关于工人和农人以及妇女的法律等。这是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党在民主主义革命中的基本纲领和奋斗目标。

基于对中国基本国情的分析，党的二大第一次将党的长远奋斗目标和党在民主革命阶段要完成的任务结合起来，将党的一大确定的直接搞社会主义革命，明确为先进行民主主义革命，然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是党的战略方针的一个重大转变，表明党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和革命任务的认识与一大相比更为深刻。这样，党的二大就在全中国人民面前，破天荒地提出了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

■党的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是党的历史上第一部党章■

为了贯彻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党的二大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关于少年运动问题的决议案》《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等文件。

党的二大强调，为了实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目标，必须组成“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指出：中国广大农民有极大的革命积极性，是革命运动中的最大因素，大量的贫苦农民能和工人投身革命，那时可以保证中国革命的成功。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因外国商品充斥中国市场日趋困苦，甚至破产失业，加之本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又加速手工业者的无产阶级化，所以势必加入到革命的队伍里面来；“中国幼稚资产阶级为免除经济上的压迫起见，一定要起来与世界资本帝国主义奋斗”；至于中国的无产阶级，因有伟大的势力，“发展无已的结果，将会变成推倒在中国的世界资本帝国主义的革命领袖军”。

一个政党仅仅有好的纲领是不够的，还必须广泛地组织动员群众，为实现自己的纲领而斗争。为此，党的二大通过的《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明确指出：“我们共产党，不是‘知识者所组织的马克思学会’，也不是‘少数共产主义者离开群众之空想的革命团体’，‘应当是无产阶级中最有革命精神的大群众组织起来为无产阶级之利益而奋斗的政党，为无产阶级做革命运动的急先锋’；我们既然不是讲学的知识者，也不是空想的革命家，我们便不必到大学校到研究会到图书馆去，我们既然是为无产群众奋斗的政党，我们便要‘到群众中去’要组成一个大的‘群众党’。”为此，大会提出两条重要原则：一是党的一切活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二是党内必须有严密的、高度集中的、有纪律的组织和训练，并且要求每个党员不只是在言论上表现出是共产主义者，而且在行动上表现出来是共产主义者。

党的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强调：“中国共产党既然是代表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所以第二次全国大会议决正式加入第三国际，完全承认第三国际所决议的加入条件二十一条，中国共产党为国际共产党之中国支部。”从此，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毫无疑问必须服从共产国际作出的决定。

党的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是党的历史上的第一部党章，对党员的条件、党的各级组织和党的纪律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部总共由29条组成的章程，专门单列了“纪律”一章共9条，可以说，中共迄今为止的一些重要的政治规矩在其中都有所体现。例如它规定：“全国大会及中央执行委员会之议决，本党党员皆须绝对服从之。”“下级机关须完全执行上级机关之命令；不执行时，上级机关得取消或改组之。”“本党一切会议均取决多数，少数绝对服从多数。”作为党最为重要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四个服从”，在这里已经有了“三个服从”，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在其成立之初，就高度重视纪律规矩的建设。

邓小平后来曾指出：“有了理想，还要有纪律才能实现。纪律和自由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两者是不可分的，缺一不可。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怎样才能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呢？一靠理想，二靠纪律。组织起来就有力量。没有理想，没有纪律，就会像旧中国那样一盘散沙，那我们的革命怎么能够成功？我们的建设怎么能够成功？”

党的二大对事关中国革命的诸多问题，如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性质，党的长远奋斗目标与当时阶段革命任务的关系等作出了比较正确的回答，制定党的民主革命的纲领，强调党必须深入群众开展实际的革命斗争，必须与其他革命的党派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必须将党的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有机地统一起来，这些对党的发展都有重要而又长远的意义。党章是一个政党重要的标志，党的二大产生了党史上的第一部党章，表明中国共产党已经完成了自己的组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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